引言
明朝从年建国至年灭亡，历经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明朝政权是从蒙古人手中夺过来的，但并没有全部占有元朝的疆域。明朝建立后，蒙古贵族残余势力退到漠北，因而明朝政治一大特色就是长期与北元对峙。
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战争有一个特点：游牧民族擅长游击战、运动战，而中原民族擅长阵地战、对抗战。游牧民族长期对中原进行军事扰乱，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如果中原部队被吸引到草原，那就成了“人在刀俎”，任人宰割了。在明朝建立后的百余年间，退居漠北的蒙古贵族残余势力不断袭扰中原地区。
为了巩固边防，抵御蒙古贵族残余势力南侵，明初迁都北京，在北京建造了举世闻名的紫禁城。为了拱卫京师安全，明王朝还在古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蜿蜒上万里的长城，而且专门设立九个军事重镇，史称“九边”。为了解决九边军需，明政府实行军屯，在军屯的基础上，商屯也随之出现。
长城九边提到长城，人们往往想到的是秦长城。其实长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东周列国为了相互防御，便在各自的领土上建立起一座座长城。最早修筑长城的是楚国。后来随着战争不断蔓延，秦国、魏国、燕国也纷纷修筑长城。秦统一中国后，在这些长城的基础上建成了著名的万里长城。
由于秦长城用的建筑材料是土，因此留到今天的不足千里。纵观长城史，有四个朝代修筑的长城都超过了1万华里，它们分别是秦、汉、金、明。其中汉长城最长，长约两万余里；而留到今天的是明长城。明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又向东北延伸到鸭绿江边的风凰城，全长多千米，合华里是里今天所见到的保存比较完整的长城基本上是明代所修。
根据嘉峪关长城保护研究所对长城的研究资料得知，人们所熟知的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等保存较好的长城遗址加起来也不过千米。而古长城真正的主体是那些盘桓在高山峻岭、戈壁荒滩之间无人管理的残垣断壁。比如甘肃省酒泉市的一段明长城，由于长年受风沙侵蚀，已风化成一段一段长仅几米、高不足1米的土墩。
宁夏盐池县境内明长城也已经成了许多小土堆。根据史料和现在明长城分析，实事上明代修建长城已经使用了砖和石灰，还是比较坚固的。环境和作用不同，墙体的厚度和高度也不一样。在容易受到攻击的主要防御地段，墙体一般较厚、较高，顶部稍宽，并筑有较密的战台。而在山地或有天然障碍、不便敌军进攻的地段，墙体一般较矮、较窄，城墙本身仅起障碍及屏蔽作用。
修筑长城14世纪中叶，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被汉人建立的明朝所替代，蒙古贵族残余势力被迫退回漠北草原故地，后米分成较大的两个集团，称为鞑靶部和瓦部。由于受草原客观条件限制，生活环境艰苦、食物资料短缺，蒙古贵族请部仍然不断南下发动战争。明朝中期，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兴起，建立了后金王朝，也不断与明朝发生摩擦。
鉴于此，明王朝在北方构筑了规模巨大的万里长城。明长城的修建耗时巨大，在明朝多年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工程。明代长城的修建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明太祖朱元璋历经百战，深知城防的重要性，而且战争对人民的危害极大，因而建国初期在北方各重要关道、战略要地修城筑堡，以期达到长治久安。
明初对长城进行了三次大的修筑。年命大将徐达在居庸关一带修筑长城。年命大将军冯胜修筑嘉峪关长城；年构筑山海关长城。此外，明政府鉴于军事防御的整体性，在雁门关、宣化、古北口等战略要地也先后修筑了长城，完成了初期战略部署。
这一系列防御工程，奠定了明长城的基本轮廓，也是明代第一个阶段的长城修建朱元璋的吏治力度是非常大的，也由于是建国初期，腐败问题较少，因而第一阶段的长城修筑质量比较好，我们目前大都还能看到。进入明中期后，明朝皇帝明英宗改变明朝防御策略，主动对瓦刺部发动战争，结果发生了著名的“土木之变”。
这次战争导致多名文武官员在内的明军全军覆没，明英宗被瓦刺军俘虏，举国上下一片哗然。这次军事失败使明朝认识到汉人与游牧民族战争的特点和差异，促使明政府进行大规模修筑长城，以期同时防御鞑靼、瓦刺和女真部。年成化政府命辽阳副总兵韩斌整饬辽东防务，建立长城和城堡。
年明政府在绥德等地构筑长城；为了巩固东北防御战线，成化年间把东起鸭绿江边西至开元一段长城筑起，嘉靖年间又把宣大、蓟辽段与陕甘等地长城连起。这样，西起嘉峪关东至鸭绿江边凤凰城的明长城初具规模。由于第二阶段修筑的长城比较多，只求数量不计质量。
因而，这一时期修筑的长城质量非常低劣，有的地段工程未完地基就坏，这边没完那边就坏，可谓“祸水相继，此起彼伏”。这样的防御工事仅是个样子，不能真正起到御敌实效。在随后的“庚戌之役”中，蒙古兵南下势如破竹，简陋的工事被踏在铁骑脚下，长城的缺点暴露无遗。这一次战役蒙古军队竟然攻到北京城下，在明帝陵进行大肆抢掠。
有鉴于此，为加强北方军事防御工程，明政府于年调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对北部长城进行大规模修筑。谭、戚二将北上后，昼夜辛苦，用心构筑防御工事，这是进入明代第三个阶段修筑长城，也是长城建筑史上最辉煌的阶段。在著名将令的督促下，长城用青石打基础、用青砖砌城墙，墙内填实土、墙面用大方砖铺盖，用石灰拌糯米汁勾缝，墙体增高加宽。
经过此阶段修茸和建设，万里长城犹如铜墙铁壁，历经上百年至今巍然屹立。长城的作用经过多年的修筑，明长城绵延而起，东起辽宁省的鸭绿江，西至甘肃省的嘉峪关，全长华里。万里长城耗费的人力、财力今天已经无法估算。但从所经之地，或高山深谷、或江海湖岸、或沙漠草原分析，这的确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
明朝构筑这么大的一项工程，使得明朝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与宋代相比，宋代不重视修筑长城，但宋代常常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攻击，不是割地就是赔款。而明朝在近年的历史中，依靠长城有效地抵御了蒙古族南下，虽多次战败，但从没有赔款割地之说。
可见对于汉族来说，万里长城所发挥的作用是明显的。从历史上看：国家在强盛而外患小的情况下，一般不去修长城，如唐代就是这样；国家在强盛而外患大的情况下，也会去修长城，如秦代、隋代；国家在弱外患强的情况下，一定会去修长城，如明代。否则就像宋代一样，国无宁日。这种情况说明，修筑长城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防御，是为了保民卫国，而不是保守。
国外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古罗马长城，古罗马人为了抵抗日耳曼人的人侵，曾在黑海沿岸、多瑙河流域修筑了多条长城。但由于罗马长城时断时续，如同虚设，结果高度文明的罗马帝国被日耳曼消灭了。当然，明长城挡住了蒙古人的军事干扰，却没有抵御住女真人的南下。先进的、腐朽的文明国度明朝反被落后的满人所取代，这和罗马的下场同出一辙。
看来，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和坚固的工事。·九边重镇九边重镇是为了配合长城而设置的。因为仅有城墙挡不住军队越境，还得有守卫边疆的将士，有将士还得有供他们生活的地方。这样明朝在修筑长城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军事重镇。
期代考古章明朝将长城沿线按地理位置划分为九个防区，即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和固原，构成了著名的九边重镇，九镇的划分区域与现今的省界较为接近，但不完全重合。各镇驻扎的军队除了备战以外，还负责本地段长城墙体及烽火台和各屯兵城的修缮工作。
九边重镇与长城相互表里，构成一个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而且各镇所承担的军事防御任务也不一样。九边重镇最东边是辽东镇。辽东镇发展到今天成为辽宁辽阳市，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解放战争中著名的“辽沈战役”就发生在这里。从公元前3世纪到17世纪，辽阳一直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
明朝的辽东镇主要任务是防御蒙古贵族残余势力和建州女真南下侵袭。从东往西第二镇是蓟州镇。蓟州镇治所在三屯营，位于今天唐山迁西县西北，只有遗址存留。今天我们看不到它的雄风所在，然而历史上它担负着捍卫京师的任务，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它的位置处于山海关和居庸关之间，如果蓟州镇丢失，敌军可长驱直入威胁北京。第三镇是宣府镇，发展到今天成为河北宣化市。
宣府镇东临京津、西接晋蒙，足可见其军事地位之高，当时在明朝就成为京师屏障，号称“九镇之首”。如果张家口被破，宣府镇就成了最后一道进入北京的门槛。宣府一丢，京城就无防守，因而也称为打开北京的锁钥。第四镇是大同镇，即今日大同市。大同自古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南面可保中原，东面可保北京，北面抵御蒙古南下，西临黄河天险。
其地理位置最为要害，大同稳则中原稳，大同急则京师危。第五镇是山西镇，又称太原镇，初期治所在今山西偏关，嘉靖十九年移驻宁武关。宁武关、雁门关、偏关为明朝著名的“外三关”，素有“金雁门、铜偏关、铁宁武”之称。山西镇担负外三关的整体防务，也是大同镇的后防基础。
第六镇是延绥镇，又称榆林镇，治所在今陕西愉林。由于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地带，常常受到鞑靼和瓦刺南下袭扰，成为明朝直接与北元相争之地。第七镇是宁夏镇，治所在今银川。银川自古有塞上明珠之称，东与吴忠市盐池县接壤；西依贺兰山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为邻；南与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相连。
北接石嘴山市平罗县，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相邻。宁夏镇地处于河套与贺兰山之间，是由河套进入河西和陇东的交通要冲。第八镇是固原镇，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固原镇是增设的，原本没有。天顺以后蒙古进入河套地区，为加强防务，明廷增设固原镇，成为西北边疆地区的军事指挥所。
第九镇是甘肃镇，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在九镇之中处于最西端。位于河西走廊中部，也是古丝绸之路重镇。农业和畜牧业发达，成为明朝西北防务的经济后盾。甘肃镇、宁夏镇和延绥镇，史称“西三边”，加之固原镇，史称“三边四镇”。“三边四镇”关乎西北大局，西北乱则天下乱。
从以上九镇的设立看，长城防御体系是一个立体交错的综合防御工程，用“固若金汤”来形容不为过，强大的军事防御对维护明朝的统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事物要辩证地看，有利的一面也有危害的一面。长城和九镇的建立为明代社会创造了一个平安、稳定的发展环境，但同时长城和九镇也让明朝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甚至左右了明朝的兴衰和存亡。
长城九边与明朝兴衰驻扎在长城和九边重镇的军队称为边军。根据肖立军在《九边重镇与明之国运》中的研究分析，明代边兵常驻军队在60万左右，这60万部队不是机器，要吃、喝、住、行，给明政府带来巨大的军费开支。明初这个问题还没有显现，嘉靖十八年以后总数常在万到万两之间，到了万历时期最少时就需要支付万两左右。
天启、崇祯时，军费达到最高限额，天启时约为万两，崇祯初年升至万两。而当时太仓的年收入仅为万两，赤字非常严重明人管志道曾说：“天下有三大忧，宗藩边防、河患是也。”可见巨额军费成了明政府的一大心患，而边患越严重九边军费越多。边军所需不但给明朝财政造成内忧，而且长城及九边重镇附近的官府和百姓也是苦不堪言。
虽然明政府为了解决军费之需，实行军屯，但远远不能满足军队之消耗，边军所需粮食还得从内地运输到边疆。长城和九边往往是交通运输条件落后之地，导致运粮成本高昂。为此明政府又不得不实行“开中法”，就是国家利用垄断手段吸引商人纳粮到九边，然后发给“盐票”，商人用“盐票”再到指定盐场购盐。明代盐由国家控制，私人不能买卖，开中法以后，盐商可以合法获利。
但“开中法”实施后，商人还是感到运粮费用浩繁，且多危险，本大而利微，遂招募农夫直接在九边种粮，纳粮换取盐引，商屯由此产生。这个“商屯”之法最初也是由山西人想出来的，而且最初也是先是在山西的大同实行，后来推广到其他各地。初为了建筑紫禁城，在山西大量砍伐森林，导致山西本是鱼米之乡，反而成了十年九旱，农业经济从此落后于其他地区。
这样山西人不得不为生计开始投目于商业。弘治以后，山西盐商的活动场所，已从河东池盐扩展到两淮、长芦、四川、福建等主要产盐地，渐与徽籍盐商成为垄断全国盐业运销的两大商业集团。商屯在兴办之初，有效地增强了明朝的军事实力。但是到了明代后期，伴随着政治腐败，商屯也随着衰败。
边境地区出现了土地大量荒芜、粮食日渐匮乏的现象，军费不断增加，边患也日益严重。这成为明朝政府中后期的一大心病，终明之世，亦未解决。自“土木之变”后，蒙古军的势力进入河套，陕西成为明政府军防重点；16世纪后期蒙古土默特部崛起，明廷又不得不加强山西的防务。
17世纪初女真部崛起建立政权，与明朝开战，明廷倾天下之财筹措辽饷。筹措辽饷直接危害的是山西和陕西。辽饷征收的是白银，因为万历时实行了一条鞭法，山、陕百姓不得不卖粮再交赋税，商人又从中获利。陕西还要负担“三边四镇”兵饷。明朝末年天下大旱，陕西地区尤为严重，人民流离失所。沉重的军饷、赋税加上天灾，导致山、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另外，明廷为了集中财力对付满族军战，减少了对西北三边四镇的军费，导致本来边兵对多年不得温饱的生活已是忍无可忍，压缩军饷更逼得边兵走投无路。这样，怨兵贫民纷纷揭竿而起。明初设置九边重镇和筑建长城，的确为保卫大明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明王朝也为此防线付出了昂贵代价，边军费用几乎拖垮了明朝财政。
结语
然而明王朝不能审时度势、支持工商业发展，以补军需，反而闭关锁国、对内加派赋税，这无异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明朝因自保而建长城和九边，又因长城九边问题而灭亡。可见，国家的安定不是靠坚固的军防，而是要靠军事、经济、民生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