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争是一条主线。
游牧民族常常主动进攻，中原汉族往往被动防守。这是为何？
如果按照今人“落后就要挨打”的观点，谁的经济、文化落后谁就挨打，这在古代好像并不正确。
比如：匈奴的人口、财富都少得可怜，加起来也比不上汉朝的一个大郡，却欺负了汉朝半个多世纪；“五胡乱华”入侵晋朝，这些少数民族的家财加起来，恐怕也不够西晋的石崇、王恺两位富豪塞牙缝的，却把晋王朝赶到了长江以南去；宋朝最富裕，经济发达，要什么有什么，而契丹人、女真人却打得大宋满地找牙……这该作何解释？
比政治体制、文化积淀，中原要比游牧民族先进很多，宋朝的政治制度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化也兴盛到巅峰，女真人和蒙古人还处在奴隶制度，却分别灭掉北宋和南宋；明朝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也是东亚各国的典范，满族还是原始部落制，皇太极则消灭了明朝。这些该作何解释?
战争胜负与国家实力有关，但并不是说二者是等同的，在“国家实力”和“战争能力”之间，还有一个转化效率的问题。
简单点儿说，一场战争包括两点关键因素：前线和后勤。
一个是“打”，一个是“吃”。
打得好，吃不饱，只是暂时胜利，最后没被敌人打死也要被饿死；吃得好，但打不赢，那是白花了纳税人的钱。
首先我们来说“打”的问题。
两军交锋，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人数多寡，以少击多的案例太多了；也不是武器装备问题。最重要的是：在同等单位时间内，谁消灭对方的数量更多。
这句话有点儿拗口，说通俗点儿，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用自己的总体去消灭对方的局部，分成几次，就可以消灭对方了。
但要使敌军分散为几部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人家若是铁板一块，你又该如何呢？这就要看谁的机动性更强了。
战场上瞬息万变，捉摸不定，谁的机动性更强，移动速度就更快，调整方向也更迅速，敌方虽然人多，但在连续几次调整方位后，力量就分散了，而我方如能迅速集结，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力量大于敌方力量，就可以吃掉敌方的局部。如此多次，不就是以少击多，把敌军分成若干次吃掉了吗？
要使敌方露出破绽，就要不断地运动。那么在古代战争中，“运动战”靠什么呢？
靠骑兵，靠马。
中原汉地，不产马匹，以步兵为主；塞北沿线，盛产马匹，以骑兵为主。
骑兵的优势非常明显，一是冲击力大；二是方位调整迅速，出其不意；三是撤退也很快。
反观步兵，必须组成方阵，以集体之力对抗骑兵才有效，单个步兵是打不过骑兵的。步兵行动缓慢，要顾及全体，一旦遭受骑兵侵袭，往往自乱阵形，破绽百出，骑兵来无影、去无踪，以极快的速度砍杀那些落单的步兵，一口一口吃掉，而当步兵好不容易整理好队形时，骑兵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像捉迷藏似的。
这就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最大优势。
“运动战”的王者，非13世纪的蒙古骑兵莫属。
这个被视为欧亚大陆“灾星”的草原民族，用骑兵征服了许多对手。当时欧洲人对蒙古不了解，充满恐惧，认为蒙古军队规模一定很庞大，其实欧洲人错了，蒙古骑买的数量少得可怜。从单纯砍杀而言，蒙古骑兵很难杀伤欧洲的重装甲兵，欧洲人的长矛和重剑杀伤力也远大于蒙古人一唯一的优势，就是蒙古人的“游击战术”。
这种可怕的“游击战术”的打法是：面对身披铁甲的欧洲重装步兵，蒙古骑兵以不到敌军十分之一的数量，进行小范围侵扰，声东击西，以远距离的包抄迂回、分进合击为主。他们常常上百里地大规模运动，让敌人很难预料；一小部分骑兵不停地骚扰敌军，受攻击后后撤，待追击的敌军队形散乱疲惫时，突然一阵密集的弓箭如雨下，早已埋伏的骑兵蜂拥而来。
任何人都可以是进攻的发起者和终结者，既可以单兵作战，又能够打出精妙的长短传配合，两翼齐飞、中央突破，只要在蒙古兵的射程之内，就可以一箭穿心！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数量多少并不是关键，效率高低才是关键。汉初，刘邦以四十万步兵对抗匈奴十万骑兵，大败，被围困七天七夜，差点儿回不来，自此汉朝只能修长城消极抵抗。到了汉武帝时期，意识到农耕民族的缺陷，开始发展骑兵。汉武帝练军，不先养人，而先养马，当时汉地马匹稀缺，汉武帝命令民间多养母马，又向西域求良马育种，尤其以乌孙马和大宛马最为著名。
汉武帝不惜血本，先靠联姻，下嫁公主，求得了乌孙国的良马数万头，后来听说大宛国的马更好，遣使求不得，竟派大军两次攻打，抢夺良马。汉武帝对养马的重视，乃至修建豪华马厩宫殿，让马儿吃好、睡好，比人的待遇还高，匈奴浑邪王王子金日磾投降后为汉武帝养马，官位堪比宰相。
冷兵器时代，马匹至关重要，没有骑兵就不可能成为军事强国。
秦国之所以横扫六国，靠的就是秦军铁骑冲锋陷阵；汉武帝之所以击败匈奴，靠的是引进西域战马，才有霍去病的战绩；而匈奴之所以战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失去了阴山、河西两大养马基地，无法发动战争，乃至哭嚎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唐朝之所以击败突厥，是靠大将李靖率三千骑兵夜袭阴山，斩杀万众，威震西域……历代经典战役，莫不是以精良战马为前提条件。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良将可求，良马不可求。
像汉武帝这样不惜血本地求购西域马匹，成本高昂，其他朝代未必能做到，于是争夺中国西北的“养马场”成了交战双方的重点。
为什么西北地区最适宜养马？一是因为地处游牧区域；二是这里气候宜人，并不过分严寒。
汉代时，陕北地区“畜牧为天下饶”“沃野千里，牛马衔尾”，汉武帝的六个大养马场这里占了三个；甘肃河西走廊的山丹马场，南接青海；北靠内蒙古，土壤肥沃，牧草丰盛，自西汉时就是超大规模的马场，到隋唐时更是成为战马的集散地。
陕西、甘肃、宁夏这片地域至关重要，供应了全国90%以上的马匹，秦汉、隋唐都控制住这里，因此军事强盛，促成统一大帝国，而到了宋朝，却丢失了这块产马区域，疆域缩小到关中一线，西北之地尽归西夏国、辽国。据《宋史·马政》记载，宋军中骑兵只占七分之一，骑兵中又往往有十之三四无马，最高曾达十之八九无马，可见宋军缺马到何种地步。
没有马匹的军队，就相当于今天没有卡车、坦克，完全要靠人力。宋军怎么可能打得赢辽国、金国呢?只有通过茶叶、瓷器与敌国贸易，换取少量马匹，但也只是杯水车薪。
王安石变法提出过“保马法”，在民间驯养马匹，由政府收购这个法子还凑合，所以宋神宗年间打贏了西夏国，是北宋最辉煌的战绩之一，可见宋人并非军事衰弱，一旦有马，就能打胜仗。但中原不适合养马，又因王安石失势，从此北宋再无骑兵优势。
到了南宋，唯一打胜仗的是“岳家军”，金兀术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的关键也在马匹：一是他在击败金傀儡伪齐军后，从伪齐马场中获得一万多匹战马，组建了一支以骑兵为主的“背嵬军”，从此扭转局势；二是他富有创新精神地发明了“砍马腿”的打法，训练出步兵拿长斧砍马腿的战术，金军“铁浮屠”骑兵呼啦啦一倒一大片，摔得头破血流，是步兵破天荒头一次战胜骑兵。
但有人会说，步兵可坚守城池，闭门不出，骑兵又怎么攻得进来呢?
对的，这就是农耕民族对付游牧民族的唯一正确方法。打不赢你，我守总行了吧？在各处险要的地方建造隘口，雁门关、山海关、大散关、嘉峪关、武关...这都是中原王朝赖以生存的重要据点，以至于有了长城这堵伟大的墙。
西北和东北是中原的两个大门。西北乃是“关中”，以长安（今西安）为中心，有函谷关、潼关、大散关、萧关，阻挡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匈奴、乌恒、羌、突厥、党项；东北乃是“幽云十六州”，以幽州（今北京）为中心，延伸到山西易守难攻，有山海关、居庸关、雁门关，阻挡来自东北的游牧民族柔然、鞣褐、契丹、女真。
西安和北京，一个占西北，一个占东北；一个是十三朝古都，一个是七朝古都；一个是秦汉隋唐故地，一个是宋元明清要地。
这两处守住了，中原就和平，一旦被攻破，就天下大乱。“关中地区”被“五胡乱华”攻破，从此带来三百年大动荡，整个北方都是游牧民族的天下；“幽云十六州”被契丹夺取，宋朝从此无险可守，辽军骑兵南下，昼夜即可饮马黄河，数日就能冲到河南开封城下。
好了，“打”的问题说完了，接下来讨论第二个因素—吃，也就是后勤问题。
中原汉族难以战胜北方游牧民族，与两个民族的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
简单点儿说：游牧民族是“肉食型”的，中原汉族是“素食型”的。
二者有何区别？
游牧民族长距离跋涉时，携带轻便的肉干、奶酪，这都是高能量的食品，量少又方便；农耕汉族长远征时，都要挖灶做饭、炒菜刷锅、现场烹制才行。
于是，两军交战往往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中原士兵还在挖灶炒菜、低头吃饭时，游牧民族的骑兵已经一边咀嚼着牛肉干和奶酪，像箭一样冲到了大本营。
13世纪蒙古军队西征，从亚洲到欧洲，要跋涉几个月甚至数年时间，他们的粮食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蒙古人从不带大批粮食，只携带少量肉干、奶酪，昼夜行军，他们还可以杀马吃肉、喝马奶，这些都是高能量食物，比吃米饭划算多了。
对于中原人来说，后勤补给是最令人头疼的。战争常常发生在边塞，粮食运输线漫长遥远，小麦稻米要从遥远的渭河平原、山东平原运过来，甚至要从长江中下游平原运过来，这个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
陆路运输的代价很大，那时没有汽车火车，只有人力和畜力，牛马拉车，光是运输队伍人数就不亚于一支军队，何况运输队伍本身也要吃饭，成本高昂；而水路运输也很麻烦，因为边疆都在黄河上游的塞北地区，产粮区却在黄河下游，要把粮食从下游往上游运，也是费时费力的。
中原王朝也想了很多办法，譬如汉朝搞了“屯田制”，在边疆垦荒，就地解决粮食问题，类似于今天的“建设兵团”，这是个好办法，汉武帝、曹操都用过，非常奏效。
可是到了公元5世纪之后，这个法子就不行了，因为全球气候剧变，北方变得干旱少雨、更加寒冷，昔日的关中沃土日渐贫瘠，黄河流域的粮食产量越来越低，到宋朝时，农作物产区已全部转移到了南方，经济中心也南移到长江流域。
再比如修运河，从隋场帝时就开始修了。运河起点在江浙产粮区，江浙一带河流纵横，走水运是最划算的，运输成本低。可是这个法子只在南方有效，北方无效，运河到了河南洛阳一带时，水流量就不够了，无法运送到长安，更无法运到塞北，粮食成本依旧高昂，乃至于到武则天时期，唐政府都承担不起运输费，只好把首都从长安内迁到洛阳，对外防线也向内收缩了。
大运河的另一条线路是从江浙穿越山东、河北，到达北京。北京作为明清两朝的首都，也是阻挡游牧民族的重地，粮食必须保证充足，此时黄河流域已衰落，唯有从江南调集粮食，可是大运河进入山东境内后，水流量就不够了，再到河北境内时，水位下降更厉害。
为了保证运河通畅，官府常常截流周边的河道，以补充人工运河之水，后果便是导致山东、河北连年干旱，民众生活更加困苦。
这么算下来，中原王朝的后勤成本是惊人的。汉武帝击败匈奴，耗费了他爷爷、父亲以及他自己三代人的财富，弄到差点儿破产，这其中成本恐怕大部分要算在后勤上；唐政府甚至不得不迁都，从长安搬去了洛阳，为的就是能离产粮区近一点儿，花不起太多银子；明清政府都系于京杭大运河一线，都为漕运头疼不已，康熙帝甚至将漕运列为他人生三件大事之一。
可即使这样，边疆也不能保证安稳。在塞北打仗的士兵们，不怕流血流汗，就怕吃不饱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一旦哪天运输线出问题了，粮食晚到一个星期，或是中原发生旱灾，边疆就乱套了。
这种后果是可怕的，最严重的一次历史事件便是“吴三桂叛变”，吴三桂是明朝镇守山海关的总兵，在孤立无援时仍拒绝投降清朝，这样坚守了一年多，只请求崇祯帝保证粮草供应，而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大运河彻底瘫痪，山海关粮食断绝，吴三桂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投降。
战争不仅仅是冲锋陷阵，更是舟车劳顿、粮草漕运，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孙子兵法》中说“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战争打的就是钱粮，是物质基础。
三国时诸葛亮屡屡北伐失败，不是因为战术不行，而是因为补给困难。要知道，蜀军攻打魏国的同时，也要把粮食从四川盆地运送到黄土高原上，是从下往上爬的，四川盆地海拔米，黄土高原海拔米K，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困难重重。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几十万大军，长途跋涉，远离成都，粮草供应不足，而在魏国各地边防处，从曹操开始，就早已实行“屯田制度”数十年，土兵们一边驻守、一边种地，有吃有穿就能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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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窘迫的清廷允许左宗棠借外债，经由“红顶商人”胡雪岩向英国汇丰银行以高达10%的年息借款4次，总计白银万两，以巨额债务挽回了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