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年3月26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创始人尹稚在“清华同衡-年度年终工作总结大会”上作总结发言，从多元视角深度解读当下时代环境与命题，剖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次矛盾，激励后辈在新时代下勇担重任再出发。
对于当前中美两国的多次正面交锋，尹稚教授从规划视角，以全球化社会与在地化社会的平衡与矛盾剖析其背后原因。在他看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简单的政治家和主义间的博弈，而是事关每一个人的生活与未来。
尹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创始人、资深顾问专家
*以下为发言，有删节
1/再出发
“再出发”，这其实是一个星期前我们同事间讲得最多的一个词。为什么要再出发？其实大家这两年谈得比较多的另外一个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把它称之为“该来的总会来的”。但是对于这个事，你怎么理解它？
最近有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觉醒年代》，我建议大家都应该把这个剧看一下，我几乎是用了三天时间熬夜把这个剧刷完，40多集，而且一边看剧一边看弹幕很有意思。这是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对时代的思考与探索。
今年是建党周年。从党的发展来看，从黑暗当中的觉醒、到建党、到随后的苦难辉煌；我们也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以后，非常曲折的建设之中的探索。回过头来看这些探索，很多人觉得这是不是犯了很多错，但其实这个探索阶段非常重要。现在，我们站在全新的起点上——新时代、新要求、再出发。
从一百年前我们的探索中会看到，这个民族的精英分子在不断把个人命运、团体命运、国家命运、民族命运，乃至全球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一点点地绑在一起，最终走出了中国现在这条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家国情怀、天下为公等，仍然是一条永不过时的主线。
当下，包括中美的正面交锋，包括这两天又蜂拥而至的各种各样对于中国不友好的事情等，中国正面临一系列更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背后其实勾画出一个了跟我们意识形态不一样的世界。
法国一位人类学家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把当下的社会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场所性社会，一个部分叫非场所性社会，演变到当今，其实就是一个是全球化社会，一个是在地化社会；一个是跨国资本主导的资本化社会，一个是民族国家主导的国家化社会；一个是网络渗透性、无所不在的、流动性的社会，一个是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构成的社会。这两个社会的平衡，仍然是当下和平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民粹主义的崛起背后是什么？是所谓非场所性社会当中的，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和信息资本主义的崛起，而且两者在高度融合，形成一个跨越国家主权、跨越在地社会的“超级霸权”。信息资本主义蛮横到什么程度？可以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把一个美国在任的法定总统的话语权封杀了，让一个合法总统社会性死亡、社会性消失。
当它侵入到在地社会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这引发了在地社会的焦虑，大家突然发现本地生活在这种巨大的流动性面前正在消解。过去我们说过个好日子，你看看左右邻居、村里人、社区里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就可以，现在大家突然发现，要过好日子不是那么简单，几乎每个人的美好生活的影响因素突然变得如此遥远、如此复杂，甚至很多因素超越了个人，超越了本地，甚至超过了本国。比如疫情，大家觉得疫情短期内会好吗？看看全世界就知道，按科学的推测至少要60%以上的人接种疫苗，才能实现群体免疫。
这些因素带来的焦虑最后会引发什么？这会引发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高度全球化、资本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我们的城乡怎么建设。而实质上，城乡是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结合，全球化社会和在地社会的结合。在超级全球化、社会治理、大众生活的三角关系中，我们真正的抓手在哪里？其实抓手还是在在地社会的治理，在大众生活的稳步提高。像美国、欧洲现在爆发很多基层民粹主义，看上去爆发的表层原因是种族间矛盾，实际上是非在地社会和在地社会两条道路上跑的车在渐行渐远，财富更加在向少数人手上集中。
为什么说让大家看看《觉醒年代》，这部电视剧对当年的场景刻画很牛。不过我们现在解决的已不再是当时那种层面的问题，我们在更高的台阶上解决问题，但马克思当年发现的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中国实现了全世界最牛的扶贫工程，解决的是绝对贫困问题，但还有相对贫困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的空间资源的分配利用，以及其获益的再分配，如果不是从社会公平公义角度去做的，我们也要面对像美国、欧盟今天的问题。当然，他们的问题比我们更复杂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这个再平衡的道路怎么走？除了满足外循环的需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需要，坚持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下推动发展的需要之外，我们可以为在地政府做什么？可以为具体的城乡做什么？我们打造的环境是为谁打造的？这其实是摆到我们每一个规划师面前更深的问题。把这个事想明白了，规划师就不是一个“皮肤科大夫了”，就可以治“心脏病”了。
2/该来的总会来的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一个被资本和信息高度互联化的原有生活共同体，我们要再造一个生活共同体，它需要更有适用性，更具活力，甚至要重新定义它的边界和治理权力。国际上特别是美国，比如在疫情控制上，为什么走到今天这种局面，因为他们没有基层治理这个概念，他是百分之百自治的。其实死亡人数这么多，怪美国联邦政府也不全对，因为联邦政府事权里没有这一条，本来就是州一级、市一级的自治权来管理公共卫生问题。
从疫情治理，大家已经看到了高下之间的关系。这使得我们面对变局、走向未来的时候，既要保持开放和合作，同时也要强化我们的在地性，这个过程又是一个全新探索的过程。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永远是“在地的”，思想上可以放飞，理念可以全球化，但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永远是“在地的”。发挥我们的专业特长给人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摆在每个人面前很重要的课题。
面向未来，中国的社会建构究竟向何处走？西方个人主义占上风的社会建构模式能不能走得更远？这是深层次的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启示。这些启示说直白一点，是国际通行的对事不对人、看不见人只看到资本和财富积累的普遍主义的原则，或者，说得更赤裸裸一点，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主义能走多远？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简单的政治家和主义间的博弈，而是事关每一个人的生活与未来。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是在不断的总结、纠错、改革中推进的。国际上的规划师绝大部分著作都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他真能把它变成现实吗？绝大部分不行，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理论上被宣讲过的国际案例，停留在规划阶段时非常牛，可是过了若干年回顾它的实践时则很茫然，会发现许多理念没有变成现实。历史上，为了改良社会、应对糟糕环境，西方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探索，你会看到他真正成就了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什么。从理论建构到实践检验，到最终取得人民认同的成果，这是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和检验的。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一个全新的时代要求下，又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进程。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有理论探索，更重要的是要有实践的能力。
3/莫听井蛙鼓噪声
我前段时间填了一首词，里面有一句“莫听井蛙鼓噪声”。在时代变革时，总有一些人从小团队、小集体、小行业的利益出发，这是一定要警惕的。国土空间规划我们最近参与了，这是一个全新的事务。如果做好了，价值观是正确的，胸怀是宽广的，可能会是人类发展史上一朵漂亮的浪花。如果只从一个很狭隘的利益出发，它也可能会变成一个不那么起眼的漩涡、甚至反向的逆流。
我们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博弈过程中。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做的工作非常值得肯定，因为这项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虽然不像想象中的巨大，但是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希望它真的变成一朵漂亮的浪花，而不使它成为逆流或者漩涡。
理论实践在中国有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和制度背景，只要你能想到的东西，只要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东西，我相信哪怕是磕磕绊绊，在实践当中有进退的情况下，还是会扎扎实实往前走，会给抱有社会理想、美好生活梦想的规划界提供一个扎扎实实的舞台。
这两年我们研究治理，其实治理是达成共识的进程。为什么有人讲美国政体在危机之中呢？达成共识有如下几个境界：第一，如果你创造的东西是全民共识的话，选举时靠谁盖章、投票不过就是履行一个仪式了，因为此前共识已经达成了。第二个境界是大的路线方针没有大分歧，有些具体的分歧是可以通过法制化建设、程序化公正等来弥补的，简单思想工作不奏效时还有法律的途径来解决。最坏的前兆是什么？是一个社会分歧巨大，仅仅能保住程序和法律最后一点尊严和最后一点底线，这就是当下的美国。美国如果不是有庞大的技术专家体系、技术官僚体系，这条底线早失守了。这次选举留给美国唯一的尊严就是这个底线还在，所以这就叫危机。
当下世界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深层次的矛盾是什么？
第一，如果这个社会有长期被选择性遗忘的人群，这个社会一定是不健康的，种族问题也好，阶层问题也好，阶层分化也好都是这么来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的时候为什么提“人民城市”的口号？为什么提“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原则”？就是奔着这个去的，不能最好的景观、最好的地段、最好的岸线都在资本手上。不打卡，不加入某个权贵俱乐部你是进不去的，这不是人民的城市。
第二，特权和宗教政治世界依然是不正常的。中国为什么要反腐？因为反腐是针对特权的。人类经历过很艰苦的探索才实现了政教分离，但是在涉及全球的新闻报道中，我们能看到有回潮，包括一些美国人被煽动不打疫苗、特朗普的铁粉们那么“铁”，是因为他们还认为“特朗普是上帝派来的”。
第三，如何解决“故土上的陌生人”的问题，这是在全球化的人口流动当中，旧国民、旧市民与新国民、新移民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既是经济性的、价值观的，同时也是更深刻的文化上的。这些年讨论文明冲突的著作很多，不一定要去排斥它，可以去看看不同视角怎么看文明的交锋与交融。不同的文明之间最终一定会走向战争吗？对于一个建国年的“小伙子”来说可能就是他的结论，只能讲他“活的时间太短了”，但对于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来讲，我们不这么看这个问题。中华民族历经那么多的民族融合、文化价值融合走到今天，这可能是另外一种生存与发展的模式。但是，我们城市规划的每一块土地、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城市当中都存在着“故土上的陌生人”的问题，如何建立一个既保持流动性又能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的路径，是我们应该好好思考的。
第四，近两年来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崛起。最近有国外学者说到一句话：“在民粹主义的过程当中，民粹主义的领导者可能是‘恶棍’，但是他的追随者的声音是应该被倾听的。”民粹主义的崛起有很多是由于日常生活中民众对自己生存状态、幸福感、获得感的不满意造成的，但当它变成一种主义、变成一场运动的时候可能会生出希特勒这样的恶魔。如何听取民众的诉求，而不让它演变成一个由“恶棍”领导的运动，这是全球治理界的挑战。
中国这些年，“以人为核心”“一个都不能少”“反腐”“推动新型城镇化”，从总体自上而下的规划，到相对克制型的治理探索，其实都在回答这些问题。
真正在这个世界上值得美国尊重的竞争对手并不多，国际局势有人说是“三国演义”，也可能将来是一个“四方军棋”。美国依然占有非常强的优势，人口还在增长，它的技术对于中国依然有相当大的优势，这些都是值得对手尊重、研究的。我们这些年谈双循环也好，谈消费能力的培养也好，谈国内市场一体化也好，谈公平营商环境的营造也好，其实都是为了追赶。我记得20年前我刚从美国回来时，临走前看过一场湾区的美国技术博览会，回来时别人问我这个领域我们和美国差多少，我说大概差70、80年，在这么多年大家拼搏奋斗后，我们跟人家还差20、30年，当然这个差已经不是代差，甚至我们在一些领域已经有所领先，或者平起平坐，但这显然还没有达到我们的奋斗目标。
4/虽千万人吾往矣
面向未来，我们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有中国实践的基础，要绑在一起去做探索。
我们讲“政产学研用”，在“学”上我想多说一两句话提醒大家，其实我们这两年通过大量的实践开始做学术积累，其中很重要的是它的视野和开放性，以及辩论的能力。疫情期间，法国一位书刊主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近几十年来美国的学术界，连它承载的文化和培育的政治行为，在各种开阔的世界里究竟是一种积累智慧和认知的自由力量，还是恰恰相反？”这句话说得相当狠，他觉得美国学术界的意识形态化已经变成妨碍它学术往前进展的一个主要障碍，虽然还喊着学术自由，但通过对中国学界的制裁已经看出来，他们已经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我们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摒弃了这种认知，想要继续往前走，一定不能把它捡回来。一方面我们要在实践当中不断探索新问题、探索真问题，另一方面要用更为开放的心态，拥抱全世界对中国未来有利的、各种各样的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战场上“是骡子是马练一圈再说”。在新时代更高的要求下，我相信再走20、30年，中国这条路将更加行稳致远。
面对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我们也有“再出发”的勇气。我们处在一个兵强马壮、粮草丰沛的时期，但是在时代的要求面前，我们还有很多未知领域，这是另外的“雄关”。我们熟悉的雄关爬完了，八达岭爬遍了，是不是得爬嘉峪关，换个地，再占领点高地？
“虽千万人吾往矣。”所有开天辟地的事情都是拥有这种精神的人干出来的。我还是希望，虽然我们有了这么好的成就，有了余粮与储备，但是我们面前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更深刻的价值观值得探索，以及更艰难的社会改革任务。希望大家无愧于这样的新时代，30年后，在国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也能够无愧于这个时代！
编辑汪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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